最近Mr Brown在报章专栏的评论受到MICA去函驳斥，而后他的专栏就此结束的事件，引起不少舆论关注。其中一把声音，莫过于对政府对待言论宽严不一很有意见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思考：政府以双重标准对待网上（新媒体）与报章上（传统媒体）的言论，是否还真是有一定的“民意基础”？首先，先问一问自己，对于网上言论，以及报章上的言论，你会较认真看待哪一个？如果是前者，请再问一问，你周围的人，有多少和你有一样的看法？如果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做个以各年龄层、各种族、不同教育背景的民众为对像的报章言论与网上言论公信力抽样调查，结果会是如何？如无意外，调查结果应该会显示，人们觉得报章言论的公信力高于网上言论。这是否意味着，人们是以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媒体上的言论（也就是无法同样认真或同样不认真看待它们）？如此一来，政府是不是也要有双重标准呢？（这是给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给的答案）

但这只是目前的情况。以现在的社会趋势推断未来，新旧媒体的隔阂只会越来越小，甚至消失。当新媒体存在数十年后，谁还会去区隔新旧媒体呢？这种发展趋势不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的青少年，越来越无法离开网络世界，却离传统媒体越来越远，对他们而言，什么是他们熟悉的、什么是他们觉得亲切的、什么是他们认为可靠可信的？假以时日，新媒体如果成了人们对所谓“媒体”的唯一想象，所有的言论，或严肃的，或嘻笑怒骂的，都将存在于新媒体中（其实现在已露出端倪），那么人们判断言论的公信力，或许不再有两把尺。到时政府是要用一把尺还是几把尺，以及怎么用它的尺，都理应是它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。

Mr Brown事件其实也可说是老问题：人们怎么看待政府对传统媒体上的一些言论作出驳斥。客观来说，你批评（指责），我反驳（辩护）是符合自然公正（natural justice）的，司法程序就完全依照这一套。但司法程序中往往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reply，也就是作出指责的一方针对对方的辩词再进行说明与反驳。有时还有针对reply的reply。我想，任谁都无法否认，人民有在合法范围内发表言论的权利，而政府也有反驳的权利，但大家（包括政府）也肯定很关注，这样的批评与驳斥究竟给社会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。此外双方（甚至第三、第四、第五……方）会有什么后续动作或无动作，也同样是对时事不冷漠的人所关心的。

我最近刚考取了南大的硕士学位。经一年的full time和11个月的part-time，我终于完成了学业。记得去念书前，周围的人听说我要去南大念中文系，多感不解。去南大，应该念传播学院吧？再不然，应该念个MBA。如果要念中文，也应该应顺时代潮流（听政府的话）到上海或北京去念吧？

可我偏偏不！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，有机会重返校园，我绝不会为经济效益而念书，我只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于是我选择到南大中文系，为的是要了却多年来的一个心愿：对新加坡早期华人的遗嘱进行深入研究（对于文化历史的钻研，为何要舍近求远？）。

我当记者的时候，写过几个“怪遗嘱”的案件，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那些有钱人，死后不分遗产，倒要把遗产保留起来数十年，甚至100年，才分给这时在世的后人。遗嘱之“怪”引发了我的好奇心，一直想有系统地深究这个问题。但是由于一时缺乏时间与资源，愿望没能实现。到了南大，我有机会把疑问与答案撰写成一部超过15万字的论文《新加坡战前华人遗嘱研究》，也算是对新马早期华人的研究，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。

记得那时，大家听说我要研究遗嘱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遗嘱不就是一张多了产权归属的财产清单，就如墓碑，不过是多刻了几个字的石头？说真的，如果无心，白纸就是白纸，石头就是石头；如果有心，无字是一本天书，石头是一块灵玉。看不见遗嘱的价值、看不见墓碑的重要，等同漠视我们自己的历史。WHO AM I？我们从何而来，我们的根在何处？文物是历史的叙述者，它将给我们答案。